1940年8月20日晚10时，华北大地，正太铁路沿线突然枪声大作、爆炸声此起彼伏，一场八路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攻势在日军的眼皮底下全线打响炒股执行力，这就是后来名震全国的百团大战。
当八路军总部作战科科长王政柱将各部队汇总上来的参战兵力呈报给彭德怀和左权时，数字让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晋察冀军区39个团，第129师46个团，第120师20个团，合计105个团，约20万人。这份原始档案至今仍保存在解放军档案馆中，档案上除了明确列出三方各出动的团数外，还附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备注：“游击队未列入”。
换言之，不算民兵和地方武装，仅八路军正规部队的作战兵团就已达到105个，如果算上游击队，实际参战力量远比对外公布的更为庞大。左权当即说道：“好！这是百团大战，作战科要仔细查对确数。”彭德怀听了摆摆手：“不管是一百零几个团，就叫百团大战好了。”
这便是“百团大战”名称的由来，但这个响亮的名称，后来却成了党内反复检讨的焦点，甚至到了1959年成为了彭总的一大“罪状”。
105个团
一场打了胜仗的战役，为什么会在战后引发如此漫长的争议？聂荣臻晚年对此有过多次清晰的解释，而他揭开的“隐情”，远比人们想象中更接近历史的原貌。
先说战役本身的规模。按照八路军总部原本的计划，这场以破袭正太铁路为重点的战役，最初只打算出动约22个团。然而作战命令一传达下去，各根据地部队的积极性远超预期，不但主力团悉数上阵，连正在休整和训练的地方兵团也纷纷请战，最终参战团数像滚雪球一样涨到了105个。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聂荣臻的晋察冀军区出了39个团，刘伯承、邓小平的第129师出了46个团，贺龙的第120师出了20个团，完完整整105个团，将近20万人，在华北五千余里的战线上同时出击。
战役分三个阶段，从1940年8月20日一直打到次年1月24日，历时五个多月。第一阶段以正太铁路为重点，聂荣臻指挥晋察冀部队攻克了天险娘子关，炸毁了井陉煤矿，迫使这座华北日军重要的燃料基地停产半年之久；第129师在刘邓指挥下对正太路西段展开猛攻，同时对平辽、榆辽公路进行破击；第120师则在同蒲铁路北段和晋西北地区配合出击。
仅前三个半月，八路军就作战18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4万多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摧毁桥梁、隧道、车站260多处，缴获各种炮53门、枪械5800余支。
然而，正是这场气势恢宏的胜利，为日后的争议埋下了伏笔，争议的第一条，就是“过早暴露了实力”。
八路军自1937年出师抗日以来，一直坚持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方针，避免与日军进行大规模正面交锋，以保存实力、积蓄力量。百团大战一下子出动105个团、20万兵力，等于把自己的全部家底亮到了桌面上，这让正在重庆跟蒋介石既合作又摩擦的毛主席深感忧虑。
八路军从抗战初期的4万多人发展到1940年的50万人，这个数字此前只有中共中央高层清楚，百团大战等于向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做了一次“公开演示”。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在百团大战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紧急从华中抽调两个师团增援华北，随即展开了惨无人道的报复性“扫荡”。
争议的第二条，直接指向指挥层面的失误，而这个问题在1944年延安整风期间被正式摊开。1944年4月下旬，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高干整风运动，按地方和军队系统召开会议，检讨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
4月30日，刘伯承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在大会上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的抗战工作进行全面总结。报告中涉及百团大战的部分，刘伯承充分肯定了战役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缺点，包括过早暴露了我军实力、引起日寇重兵的疯狂报复，以及指挥上“没有发挥游击战与正规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等问题。
刘伯承的报告本意是对整个晋冀鲁豫工作的总结，并非针对某一个人，但令他没有料到的是，这个报告在会上产生了极大的连锁反应。一些原本对百团大战持保留意见的干部纷纷发言，批评的矛头逐渐集中到战役指挥者彭德怀身上。
面对这些批评，彭德怀的性格注定他不会默不作声，于是有了著名的“延安君子协定”，彭德怀请周恩来做中间人，与毛主席三个人关起门来，毛主席开门见山定下三条规矩：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影响工作。这次谈话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当时的紧张氛围，但围绕百团大战的争议并未就此了结。
争议的第三条，也是最为核心的一条，“背着中央擅自发动”，这是一个性质完全不同的指控，直接关系到组织纪律问题。
事实究竟如何？聂荣臻晚年在回忆录和多次谈话中，对这个问题给出了一个极为坦率、也极为关键的解答。他说：“破袭正太路，或者破袭平汉路，这是游击战争中经常搞的事情。可以说，这是我们的一种日常工作，不涉及什么战略问题。这样的作战计划，军委是不会反对的。”
这短短几句话，透露出了一个被后来人反复忽视的真相：在当时八路军的作战体系中，破袭交通线是家常便饭，前线指挥员有相当大的临机处置权，不需要事事上报军委等待批复，毛主席本人1938年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对此也有明确论述。
认可
但是，1940年的作战计划上报时，最初的设想是出动23个团，而战役发起后，根据地部队的战斗热情高涨，实际参战规模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计划，从23个团膨胀到了105个团。彭德怀本人后来也在自述中坦率承认：战役大概比预定时间提早了10天，“故未等到军委批准就提早发起了战斗，这是不对的”。
毛主席虽然在此前未见中央军委的正式批复，但在战役打响后，党中央的态度是十分明确的。1940年9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布指示，要求华北“应扩大百团战役行动”，山东和华中“应仿照华北百团大战先例”，9月18日，中央军委副主席王稼祥在延安各界万人集会上发表《庆祝百团大战的胜利》的讲话，毛主席亲自出席了9月20日的庆祝大会。
同年12月22日，毛主席、朱德、王稼祥联名致电彭德怀，明确指示“百团大战对外不要宣告结束，蒋介石正发动反共高潮，我们尚须利用百团大战的声势去反对他”。由此可见，毛主席对百团大战的战略价值是认可的，至少在战役期间，并没有任何来自中央的制止或批评。
聂荣臻的“日常工作论”之所以被后来的研究者反复引用，恰恰是因为它点出了问题的关键：在华北敌后战场，破袭交通线是游击战的常规动作，前线指挥员有权自主决定作战时机和规模，这是分散游击战争环境下赋予指挥员的必要权限。
但问题在于，常规动作一旦超出了常规规模，从22个团膨胀到105个团，整个华北所有八路军主力全部投入，这就不再是“日常破袭”，而是需要更高层级统筹的战略决战。规模变了，性质也就变了，而彭德怀在这一点上，确实没有等到军委的正式批复。
当1943年的党内整风将百团大战的各种批评集中到“组织纪律”这个层面时，事情就不再是军事指挥上的是非问题了。
聂荣臻晚年在回忆中对此曾有过意味深长的感慨炒股执行力，大意是，一个军事指挥员在战场上做出的决策，几十年后还要被人从完全不同的政治角度重新审判，这是他晚年最不愿看到的事。
元股证券配资官网提示：本文来自互联网，不代表本网站观点。
